【生于1984】创业胎记

最好的创业年份

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里根开始放松管制，撤销一大堆政府部门（包括航空部），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中产阶级，经济开始复苏，PC解放了个人生产力，引发了一场创业潮，戴尔（1980年）、升阳（Sun Microsystems, 1982）、思科（1984年）、Verizon（1983年）、第一资本（Capital One，1988年）等都在这段时间创业，而1984年成为8家《财富》500强公司的诞生年，是500强公司诞生最多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另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AT&T为母公司的系列贝尔公司由于反垄断法而被拆分。黑客们围绕着UNIX而兴起，开始形成独特的开源文化，成为开放式创新的起点。

在中国，1984年迎来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创业潮，联想、中兴、万科、海尔、健力宝、南德等公司，都是在这一年创业，吴晓波将这一年称为“公司元年”。30年后，许多公司已经被清算、破产，而更强的公司则生存下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三十而立，回顾这些公司的创业史与生存史，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这些公司在创业期打下的胎记、留存的基因，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与成长？

企业胎记是如何发展持久的？

管理理论中曾借用生物生态学胎记的演化，用比喻的方式描述出创业胎记的三个特征(Marquis and Tilcsik, 2013)：

第一特征是敏感期。在企业创立的初期，创始人往往思考着创立企业新的目标、形象与身份（identity），从而使新创企业在这段时期敏感地塑造、接受胎记。例如张瑞敏在上任海尔的前身时，通过怒砸76台冰箱，给全体员工敲响了警钟，在全体员工心中塑造起了强烈的质量意识。据说当初砸冰箱的大锤，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为国家文物。而万科创立时的人文情怀，则在万科创立早期的许多多元化行业中显著地体现出来（《万科周刊》是本人刚到深圳时膜拜的企业内部刊物），后来在万科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中显著地与其他企业区别出来。而实证研究也发现，价值观的塑造在企业的早期成长阶段尤其重要，而创始核心团队成员的多样性、他们共享的组织经验，可以显著预测企业内部文化一致性与人力资源的主导价值 (Leung, Foo, and Chaturvedi, 2013)。本刊发表的拙文《回归创业者的简单法则》(2011年7月20号，92-94页)也讨论了创始人创立的简单法则是如果影响一些大企业的重大决策的。

胎记的第二特征是环境戳记。企业创立时的环境往往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使企业的许多特征反映出当时的环境的要素。例如这些30年前创立的这些企业最强劲的胎记，可能就是怎样对应复杂的制度环境。1984年，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随后中共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但改革开放的步伐总是和守旧顽固力量交织在一起，如何对应复杂环境的变化？如何处理政商关系？如何在夹缝中寻求机遇？如何积累资金和人力资本？创业家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不断迭代自己的设计与假设，在外界的严格审查下发展组织结构与决策方式。创业时的这些时代烙印，总是深深烙在企业以后的各种决策、文化与发展战略上，反映出企业“烙印时期“的社会结构(Shinkle and Kriauciunas, 2012; Stinchcombe, 1965)。

例如联想就是在中关村倒买倒卖的“掘金潮”中崛起，慢慢形成沉静致远的个性，四通的段永基很早就强调“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到了，但柳传志却更有耐心与耐力。不久前，柳传志邀请了10位创业者和媒体人讨论互联网的新趋势，他强调注重增量，但原有业务不动，在新投的领域上做文章。“比如说一个大公司，像联想控股这样的，千万弄清楚，什么东西当前能动，什么东西不能动，一动当前的饭碗就要丢，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同时什么东西是立刻能进入的，新的业务状态，比如像联想做投资，它其实撒开了大网准备进入到创业企业中去……“显然，这种老成持重、谋定后发的决策思路是联想早期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中树立的，而许多当年浮躁的中关村的大佬早已风吹雨打去也。同样，IBM在1984这个复杂年份入华；北京吉普和上海大众也是在这个年份创立合资企业，在复杂的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这些企业能在各种合资伙伴中不断学习，重新评估和调整，从而进化为成功的合资企业(Doz, 1996)。

胎记的第三特征是持久性(Persistence)，也就是说，即使后来的环境发生显著的变化，胎记还能持续存在。从生物演化论的角度看，个体的早期经验往往会决定后续的社会行为，这种学习是与其他方式的学习截然不同的。虽然创业早期的“烙印时期”比较短，但由于它在关键时期内发生，它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在组织层面，Stinchcombe (1965)认为胎记持久性的原因有三：这些胎记仍然是组织对于给定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 传统的力量与意识形态文化使企业不断保持胎记；该组织为了生存，长久形成的胎记与文化，比替代形式更好。

企业胎记如何面对新技术的新浪潮？

在30年后，中国的创业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风口正在催生的新企业，几年内就可以到达亿元的估计，例如Uber、小米的快速成长。企业胎记会不会成为反对变革的力量？新技术的胎记会不会摧毁太极？

回答是“会”与“不会”。说会，是因为 “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中，江山代有英雄出，也会有迟暮英雄柯达、松下。说不会，是因为新技术的诞生，正如南怀瑾在解释易经“屯卦”中预示的“动乎险中”，雷雨震惊百里，冲击万物，形成天地间险象丛生，让创新者四顾茫然。企业对应这种冲击，更应顺时应运，谨慎小心。

联想、海尔、中兴、万科这些老牌企业面对新技术大变革，其实更是走在时代前面，但它们虽身背传统的包袱，但在复杂环境中打造的创业胎记也让它们对应各种变革更老道、更谨慎。例如它们开放地通过一些小的行动去实验，通过复盘等方法重新评估各种机会，将一个大决策变成可以控制风险的小决策、小行动。例如万科最近引进的事业合伙人体制，海尔则是应用“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以边破边立的方式自破自立，架构开放创新平台，进入智能家电、流媒体电视等新领域。

老牌企业如何将长久沉淀的创业胎记、价值观文化与新技术、新创造相结合，也是管理学中一个永恒的难题或者悖论(Paradox), 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变易思维可以说提供了最智慧的解决方式：阴极盛阳生，阳极盛阴生。对付新技术疯狂的风口，企业最好的对应方式是可逆的圆形决策：这些决策可以是布置一小部分资源、小团队，进行实验和试错，然后等待整体行业、价值链中形势的改变；这种圆形决策也是可以不断修正的、在一定范围内可控制风险的，从而抓住新技术的机会。

保罗在《罗马书》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创业胎记最大的价值，就是经过创业初期最患难的磨炼，在各种坚忍、顺服中，成全出美德和品格。而这，将是企业面对未来各种变化与诱惑时最坚强的意志、最万能的武器。（作者：孙黎，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创新创业助理教授）

本期封面报道“生于1984”：

• 生于1984

• 那一年，冲动的创业者们

• 1984-2014：暗示和悬念

• PC30年：进入超体时代

• 创业胎记